香港观察:从太阳花学运 到打砸立法会

2019-07-10 00:49:33

香港主权回归中国22周年这天,对于香港人而言,则可能没有多少庆祝的喜悦。除了反对修订《逃犯条例》的游行活动吸引了数十万人参与外,香港立法会在这天也被一些激进的示威者包围,这些人冲撞大楼玻璃外墙,最后闯入大楼内部,大肆破坏打砸。

在香港主权回归中国22周年这天,一些年轻的示威者暴力地打砸了香港立法会大楼(图源:Reuters)

这很快让人联想起了2014年发生在台湾的那场太阳花学运。这两场分别发生在台湾、香港的抗争,尽管诉求与手法各异,但皆由反对某项条例触发,并在运动期间出现了占领议事厅的场面。

若从这两场社会运动的发展形态来看,不管是台湾的太阳花学运,还是香港的反修例运动,它们都不属于典型意义上的公民抗命类型,甚至在一些表象上,都超出了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(John Rawls)所描述的公民抗命范畴。

众所周知,在罗尔斯构筑的公民抗命模型中,前设是默认抗争者与管辖政府之间存在信任关系的,但显然,纵观这两场社会运动,它们都是先以民主或是法治为主要诉求,进而以更广泛的目标为施压对象,超出了公民抗命经典理论所能解释的范围。

不论是太阳花学运,还是打砸立法会,这些示威行动或多或少都显现了近乎“命令式”的施压方式,例如,台湾抗议者要求“停止”服贸协议,香港示威者则要求“撤回”《逃犯条例》。这类要求背后有很强的压力性,而该压力通常会导致一些失控的冲突。

再来说这两场运动的不同之处。尽管在太阳花学运期间,也有一些台湾团体曾指出,台湾立法院以30秒粗暴闯关服贸的背后,所暴露的是比“服贸黑箱”更为严重的台湾宪政危机,包括台湾的宪政体制定位不明、行政权与立法权关系混乱、行政权运作浑沌不清等……这些结构性问题造成了许多问题,因而必须彻底予以改革。

但是,由于太阳花学运的参与者组成较为复杂,此类关乎深层次改革的议题,其实最终并未成为这场运动的核心及焦点。整体而言,这场运动的参与者对于台湾宪政体制的基本原则,也都大多抱持信任态度,在当时并未真正上升到对台湾整个体制的不信任,顶多认为是一些当政者在实践某些基本原则时出了问题,只是需要揭露、矫正。

而回到香港,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失败后,不少参与者对能够争取香港政制改革已渐渐心淡,“占中三子”之一的陈健民更曾表明“有时不一定是要往前走的问题,怎么守住这个底线其实已经很困难”,许多香港人这之后也选择退而求其次,认为要“先守住目前的香港”。

直到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,这场抗争运动之初,很多香港示威者的诉求,还只是集中在了撤回《逃犯条例》的层面,并没有触及到香港的政治体制,直至暴力的示威者冲击了立法会,情况开始出现了转变。当日,一些示威者在撤出立法会前,当着各家跟拍媒体的面,发表了一份予人印象深刻的“抗争宣言”,要求香港政府回应五大诉求,包括撤回修例、收回对一些示威者的“暴动”定性、撤销对所有抗争者的控罪、追究香港警方的滥暴情况、以行政命令解散立法会并立即在香港实行真普选。

至此,事态出现了实质性的转折。从上述诉求中,由要求“撤回《逃犯条例》”变为“实行真普选”,香港的抗争者对修改某项法例及一些官员的不满,正在转变为对整个体制的不信任,甚至是意图颠覆,令这场原本诉求直接又纯粹的单议题抗争运动,从这一刻起,逐渐滑向了扑朔迷离的未知结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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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写:王圣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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